索南才让时常提起这样一件往事。他12岁那年辍学，父亲把一匹怀孕的白马连同家里的羊群交给了他，说：“好好照看羊群和这匹母马，母马生下的小马驹就归你了。”这段画面感极强的生动叙述，饶有意味，这是一次人生礼仪，父亲按照祖辈惯常的生活逻辑给孩子安排了未来的道路，从即刻起，这个少年将肩负起家庭生活生产的责任，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牧人了。

出乎父辈的意料，索南才让这一代牧人已经不可能再亦步亦趋地依照祖辈的生活轨迹和行为方式走过自己的生命历程了。时代的变迁让传统固有的一切开始松动，继而分崩离析，草原牧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悄然发生了改变，定居点替代了游牧的帐房，摩托车替代了走马，方便食品与糌粑并驾齐驱，信息的通达让新一代的牧人心旌摇荡，他们不再固守草原，而是向往着都市的现代生活。索南才让没有遵循父亲的愿望做一个安分守己的牧羊人。他15岁离家浪迹天涯，去过许多的地方，见过许多的人，从事过多种工作和职业，在很精彩也很无奈的外面的世界闯荡多年之后，又回到生命的起点，回到家乡草原放牧。他的牧人身份没有改变，但与其父辈相比，和草原的连接方式显然发生了改变。在外游历的经验使他获得了审视草原的一种“他者”眼光，在一种更自由更宽阔的视野中所理解的草原生活与父辈的观念产生了差别。更重要的改变是他在牧人身份之外，又多了一个作家身份，并且是一个着力表现青海湖北部草原的“地方性”而为人注目的写作者。

索南才让由牧人而作家的经历很容易让人们从“天赋”“天才”的角度来理解他的成功，很容易将他闯入文坛，浑身散发着高地草原狂野的气息看作是“天生禀赋”的体现，他虽然拒绝被标签，却不断被评论者所标签，他被人称作“天生小说家”，大约就是因为他有别于这个时代的大多数作家的成长经历。事实上，仅仅读过小学的索南才让，与这个时代大多数经历过完整学校教育，甚至在创意写作专业获得了高学历的写作者相比，确实显得“异样”，确实显现了某种“天才”的迹象，但绝不能忽略自身的刻苦学习与生活对其“天分”的磨砺。索南才让坦陈在独自牧羊和在外打工谋生的过程中，阅读给予他的慰藉。他的阅读面极宽，20世纪中外文学经典多有涉及，阅读是对他文学自觉意识的唤醒。同时，索南才让青少年时代所走过的路和经历的事，大概是绝大多数人用一生的时光都不可能穷尽的，这样的人生经历无形中拓展了他生命的宽度。对于少年时代就热爱文学，梦想推开文学殿堂大门的索南才让来说，如此丰富的阅历仿佛是上苍对自己的慷慨馈赠，不仅为他提供了写作可资借重的经验和资源，而且促成了他心智的成熟。索南才让成为作家的经历，在当下确有某种独特性，但在文学史上却并不罕见，比如马克·吐温、杰克·伦敦、高尔基，还有沈从文，都是少年辍学，流落人世间，经过艰苦的自修和阅读生活这本大书之后，成长为文学旷野上的参天大树。索南才让成为作家的经历显示了文学史的一种规律，证实了丰富的生活阅历、严格的自我修炼和刻苦的艺术磨砺之于激活“天分”的意义。

索南才让在一篇题为《草原与玫瑰花》的短文中，说到过自己的写作目标：“写出属于我们自己民族和我生活的这片土地的不可复制的唯一存在感”。这是极富野心的抱负，试图挖掘家乡风物与人独一无二的气质与禀赋。在他目下林林总总的几十万字的创作中，他在勾描一个名为“德州”的草原形象，这原本就是现实中自己家乡村落的名称，他要像自己尊崇的福克纳一样，将“德州”创造成“约克纳帕塔法”一样的标志性文学景观。这大约是一切迷恋“地方性”写作的人们共有的梦想。然而，索南才让也深切地意识到，当他置身的草原生活早已不是自在自为的原始形态，已经不再具有传统游牧的纯粹性，自己何以表达“唯一的存在感”？

因此，索南才让将目光投向了草原的现实境遇，并将表达草原生活的“此在性”作为书写的目标。或许因为多年行走在草原之外，领略过多样的风景，见过千姿百态的人生，自身民族的文化意识更多融入了异质文明的元素，这使得作为小说家的索南才让注视生活的眼光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索南才让绝不是要将笔下的“德州”创造成一个封闭的孤立的小世界，而是要将德州写成与时代息息相关，与大千世界处于共振关系的所在，因此，他不是从历史性的发展链条中书写民族的秘史，而是要写出一个现实的、日常的、世俗的“德州”，这使得他的艺术视角和处理方式极具个人性，与其他专注于“地方性知识”讲述的少数民族作家迥然有别。具体到青海文坛，表现藏族、蒙古族这两个马背上的民族的文学写作，多以深度描绘民族习俗和民族性格作为区别于“他者”的文学的标识，加之民族的生存环境和民间信仰、习俗的影响，特别强调民族生活中的神秘性、魔幻性的内容，注重精神向度的掘进。而索南才让关注的却是草原的俗世生活，放牧、饮酒、恋爱等日常生活成为他小说的主要场景，琐碎庸常，他的作品缺少一般的草原小说的那种宁静、单纯、悠扬的牧歌情调，而是杂色并陈，不时有嘈杂之音响起，展示了处于进行时态中的斑驳的草原人生。他并不刻意凸显民族性和地域风情，没有在世界与本土、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中审视本民族的过去和未来，更无意把小说变为民族的寓言，这些民族文学写作中惯常的思维似乎丝毫没有影响到他，他更愿意采用一种冷峻的不动声色的叙述，呈现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草原日趋芜杂的生活状态和人生形式。

在我们惯常的文学接受经验中，草原文学总是与诗情浪漫紧密相连，而索南才让则独辟蹊径，祛避草原小说原有的诗性抒情的追求，努力地呈现现实生活中草原粗粝的面相。《荒原上》在荒寒环境中赤裸的欲望，尊重理解的缺失所显露的人性的幽暗，《德州往事》中的“我”因家境贫寒不得已陷入不称心婚姻的无形的命运囚牢之中的无奈，《阿布达拉的一场火》中阿云达为掩饰自己的过失而诬陷他人的阴暗心理，无不显示出固有的草原伦理和生活秩序在现代化冲击之下的陷落。索南才让笔下真实到赤裸的草原现实图景和生命情态，浸透着作家对于命运的叹惋和人性的悲悯情怀，这种情感的覆盖面绝不仅仅局限在草原牧人这一群体之中，而是对现代社会的共有的遭际和情感的描述，正如索南并不愿意打上“少数民族作家”这一标记，他更愿意接受没有限定的“作家”这一身份，因为草原生活只是他表达现实认知的一个载体，他是借助于地方性映射时代性和世界性，表达现代人的孤独感、隔膜感，失序惶惑的悲剧性体验。这是索南对草原生活的一种创造性书写。

因其创作中“鼓荡着慷慨凛冽的青春激情”，索南才让获得了第八届鲁迅文学奖，填补了青海作家无人获此奖项的空白。虽然获奖并不是衡量一个作家或一个地域文学成就的唯一标准，但对于一个长期处于文学写作边缘地位的省份，其激励作用依然不能小觑。索南才让的获奖证明了边地写作的特有价值，证明了中心之外的文学也可以加入中国文学的众声喧哗之中，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证明了青海文学创作近年来的进步与实绩。这自然是索南写作意义的又一种体现。